美国传记小说家欧文·斯通（IrvingStone，1903－1989）渐渐为中国读者认同。人们津津乐道于脍炙人口的《梵高传》，惊叹于斯通刻摹心灵的细腻而深刻，隐隐地还心存感激：是那慧眼识珠的敏锐发现了梵高。然而，斯通的高度想象力和创造力尽管为世人所钟爱，他在美国严肃文学史中却付诸阙如。道理似乎很简单：他的传记小说既非“正统”的传记，又非“严肃”的文学，那一系列以历史人物为主角的通俗小说似乎不能荣登大雅之堂。
这正应了中国古代小说之名的老话：“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之所造也。孔子曰：‘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；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弗为也。’”欧文·斯通的小说委实致了远，《梵高传》迄今已译成30几种文字，全世界售出1400多万册。同时一些人仍在抵拒，“恐”怕正是斤斤“泥”于文学体裁的畛域？与其倚阊门而讪笑，不如着实地“观”探斯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方药。
欧文·斯通笔下的传主主要有三类形象：坚毅不拔、为解放人类而努力的斗士（《辩护大师丹诺》），披荆斩棘、探索科学真理的开拓者（《达尔文传》、《弗洛伊德传》、《希腊宝藏》），不囿成规、勇于创新的艺术家（《梵高传》、《毕沙罗传》），选择这些历史文化精英，斯通有自己的看法：不是每个人的身世都适合传记小说的形式。有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一生缺乏特殊的戏剧性结构。斯通选定了人物，总是把矛盾冲突及解决把握得张弛有致，编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总是在时代的背景中突出个体的塑造，同时兼顾真实的历史趣味。
现代传记作家遇到的最大困难倒不是缺乏资料，而是资料太多而无从选择。传记作家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肖像画家，寥寥数笔而形神兼备。斯通自然不满足于“街谈巷语”，创作前总要做细致而繁重的调查研究，在迢迢不断的历史之流中打捞有意义有价值的史料。在他眼中，传记小说就像浮出文字水面的冰山，更大的部分还藏掖着呢。而正是这一切构筑了坚实的根基，容许该显现的显现。在他看来，只有充分掌握材料，那雕凿出来的人物造像才更立体而真实。
和周密的调查相表里，斯通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小说世界中彼时彼地的各种情况。《不朽的妻子》在第五章开头，林肯新婚了，在作者的脑海中浮现了如下问题有待考察：
玛丽发生了什么变化？林肯呢？玛丽的房间在旅馆的什么地方？前方，后部，侧面还是一角？能否照到阳光？是冷是热，她是重新布置了房间还是任其自然？房间有多大体积？从那儿有什么视野？是粉刷还是糊墙纸？她在房间待多久？她是否要特殊的家具如书桌？还买其他小玩意如台灯？早晨她如何打发，是看书、做针线活儿还是写信？什么样的服务唾手可得？她如何处理钱财？因为亚伯拉罕厉行节俭，她是大手大脚还是如他所愿克己俭朴？……
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，粗看真是形而下般琐碎。然而正是这股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，保证了小说创作的细节真实、人物性格的前后一致、情节发展的合理推演……
是去絮叨那些多如牛毛的细枝末节吗？不，要以一当十，用新鲜的视角作现代的阐释。海明威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个硬汉子吗？细心的传记作家并不人云亦云，而是令人心悦诚服地揭示：海明威有着不可拂却的心理自卑。和他同时期的传记作家一样，斯通基于事实，更植根于切身的感受，感受从搜集材料当中升起的情愫，大胆而自由地取舍。这样，刻骨铭心的体验使作者（会包括读者）不再作壁上观，而是积极地参与，和传记中的人物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弥合历史与文学，弥合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裂缝，是斯通一生的追求。斯通的小说、能够起陈死人于地下，再灌之以新生的鼻息，使他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读者的周围，永远地活在历史的逝川之上。史实考证和主观表现的平衡，使小说至少具有野史般的“可观”，通过烛幽洞微的笔致，触摸历史，触摸长眠而又不死的伟大心灵。
欧文·斯通一生潜心为他人树碑立传，每一位传主的成功塑造，凝聚了作者的情感和生命，同时也不声不响地在为自己铭刻历史的印痕：这位杰克·伦敦的同乡，不期然地闯入了艺术之国，在传记文学领域，浇灌出了融合科学性与趣味性的奇葩。斯通去世整整十年了，他那通俗的传记文学赢得了广阔的市场。雅俗共赏而又升华灵魂，这是他给人们留下的宝贵经验。他说：“写传记小说，最好不过的是做好调查研究，如果研究深刻而公正，小说也会深刻而公正；如果研究低劣、肤浅、含糊其辞或者寻求耸人听闻，小说就会随之低劣、肤浅、含糊其辞，成为只图贩卖耸人听闻的噱头。”这些经验，值得今日的中国传记作家细细玩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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